盖子，将温热的姜茶递过去。

李秀云抬起浑浊的眼睛，盯着齐学斌看了足足半分钟，忽然用袖口狠狠抹了把脸，把硬币一枚枚塞回包袱，哑着嗓子问：“你是新来的市委书记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认得这个吗？”老太太哆嗦着打开蓝布包袱，里面没有状纸，只有一叠泛黄的田契复印件，最上面那张边角已被摩挲得发毛——那是1952年土改时，红沟村三百二十户村民共同签署的《集体林场共有协议》，盖着当时县人民政府鲜红的公章。

齐学斌接过来，指尖拂过纸页边缘一道细微的折痕。这折痕的位置，恰好对应着协议末尾“禁止私挖滥采”条款下方，被某种尖锐物体反复刮擦过的白色印迹。

“马市长去年签的《红沟生态修复特许经营权转让书》，把这片林场以零元对价，转给了张富贵的‘绿野开发公司’。”李秀云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，“可我们村的老人还记得，当年协议上写着，这林子底下埋着老矿井的通风竖井图纸。图纸丢了三十年，直到上个月，我儿子在塌陷的猪圈底下挖出个铁皮盒——里面有十二张手绘图，每张都标着红沟矿主巷道的走向、支护结构，还有……”她顿了顿，从包袱夹层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硫酸纸，上面用炭笔勾勒着纵横交错的暗河脉络，“这是当年矿工们用命画出来的地下水系图。张富贵的矿，就是靠着堵死这些暗河才没淹死人。可去年暴雨，三条暗河同时溃口，冲垮了小学围墙——那墙缝，比宋警官腿上的裂口还宽。”

齐学斌将硫酸纸小心叠好，放进公文包夹层。他没提宋德胜，也没问图纸来源，只是问：“您儿子现在在哪？”

“安康医院三楼东侧第七间。”老太太突然抓住他的手腕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，“他们说我儿子疯了，可他清醒得很！他天天在墙上画矿道图，用指甲抠出血写的数字——37、24、19……全是矿工编号。昨天护士换药时，他趁人不备，在输液管上咬出个豁口，血顺着管子流进盐水瓶，混成淡粉色……他是在告诉我们，那些没被捞上来的尸体，泡在暗河里，还没烂透。”

齐学斌站起身，脱下西装外套披在老太太肩上，转身走出储藏室时，脚步未停，却对着空气说了句：“通知市卫健委，明天上午九点，原州安康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岗位竞聘，由我亲自主持。”

这句话没传进李秀云耳中，却精准落进了隔壁消防通道监控死角里——那里站着刚结束巡逻回来的信访局保安队长，也是当年红沟矿难中唯一幸存的瓦斯检测员。他悄悄摸出裤兜里的老年机，按下一个快捷键，屏幕亮起，显示通话对象是“阿武”。

傍晚六点四十分，齐学斌独自走进原州市委大院后巷的“老槐树茶馆”。这里曾是市委老干部活动中心，如今改作对外营业的怀旧茶馆，木梁上悬着褪色的搪瓷缸，收银台旁贴着泛黄的《原州日报》合订本。他选了角落靠窗的位子，点了一壶茉莉花茶，等了二十七分钟。

七点零七分，一个穿灰色工装、左耳戴着银钉的男人推门进来，径直走到他桌前，放下一只沾着机油的工具包，摘下手套，露出虎口处一道蜈蚣状的旧疤——那是当年在清河缉毒行动中，被毒贩用匕首划开又自行缝合的痕迹。

“刘队。”齐学斌抬眸。

男人没应声，只是掀开工具包，里面没有扳手螺丝刀，而是一排微型信号干扰器，每个外壳上都刻着不同矿井代号：红沟、柳湾、石门……最底下那个，刻着“市委地下车库B3”。

“老陈昨晚在殡仪馆查到了火化记录的猫腻。”刘队压低嗓音，“九具遗体里，有三具登记的是‘病故’，但死亡证明上的签名，是同一个人模仿的——市医院副院长赵建国的笔迹。赵建国女儿，去年嫁给了张富贵的堂侄。”

齐学斌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沫：“城投债券虚增的十亿资金，最终流向哪里？”

“香港汇丰银行，账户名‘南洋航运有限公司’。”刘队从工装内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船运单复印件，上面印着一艘货轮的舷号，“这艘船三个月前在红沟码头卸过两集装箱‘木材’，实际是矿渣。船东和张富贵的独子，在澳门赌场赌债结算单上，有同一笔五十万港币的转账记录。”

齐学斌将船运单对准茶馆昏黄的灯泡，眯眼细看纸背——在紫外线灯照射下，船运单右下角浮现出一行几乎不可见的铅笔批注：“货已验，张总批：按老规矩，烧三炷香。”

“老规矩？”齐学斌轻笑，“是给矿工烧，还是给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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