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台

紧急内部会议。

“网络，现在正在兴起。不可否认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上网，而且目前的网友，大部分都是一些知识分子，他们有钱有时间，有些甚至是很有名气的高级知识分子。”

网络...

我趴在电脑前，额头抵着冰凉的键盘，指尖悬在回车键上方，迟迟按不下去。窗外雨声淅沥，像一串没谱的鼓点，敲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是《大宅门》制片主任老陈发来的消息：“林导，胶片厂刚打电话，说那批柯达5248明天一早能到，但得您亲自签字领货——人家认人不认合同。”我盯着那行字，喉咙里泛起一股铁锈味，不是血，是退烧药和止痛片混在一起的苦腥。左手腕内侧还贴着刚换的膏药，青紫色药斑底下，皮肤烫得吓人。

我撑着椅子扶手想站起来，腰椎“咔”一声脆响，冷汗瞬间浸透后背的T恤。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，眼下挂着两团淤青，头发乱得像被台风扫过，下巴上冒出来的胡茬硬得能刮破纸。这哪是刚拿下金熊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林砚？分明是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流浪汉。可镜子里那双眼睛还亮着，像黑夜里不肯熄灭的煤渣，烧得发红。

我抓起外套往身上套，手指哆嗦着扣错两颗纽扣。出门前摸了摸床头柜，药盒空了三只，只剩半瓶秋水仙碱孤零零立着。电梯里我靠在冰冷的金属壁上，数自己喘气的次数——七秒一次，比平时慢了三拍。手机又震，这次是副导演小杨：“林导，美术组在琉璃厂淘到三件清末雕花拔步床，但房东死活不拆墙，说拆了他家风水就垮了……”我没回，把手机倒扣在掌心，听它嗡嗡震动，像只困在玻璃罐里的蜜蜂。

胶片厂仓库在朝阳区老工业区，铁皮屋顶被雨水砸出闷响。负责人老周递来签字本时，我瞥见他工装袖口磨出毛边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胶片显影液。“林导，这批5248是最后一批库存，”他搓着冻裂的手指，“厂里下个月就转产数字胶片，以后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签完字把本子推回去，墨迹未干的“林砚”两个字歪斜着，像醉汉踩过的脚印。老周突然压低声音：“听说北影厂那边，张厂长托人问了三次，想买你手里的《活着》剧本版权？”我抬眼看他，他立刻摆手：“我就传个话！真要卖，也得您点头！”我扯了扯嘴角，没应声，抱起沉甸甸的胶片盒转身就走。盒底蹭过水泥地，发出沙沙的刮擦声，像蛇在蜕皮。

回剧组的路上，出租车经过建国门桥。我盯着车窗外模糊的霓虹，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戛纳海滩，法国发行商举着香槟杯说：“林导，你们中国电影太克制了，得学学我们，让欲望像浪一样扑上来！”当时我笑着点头，手里那杯香槟早被海风吹凉。现在胃里翻搅的不是酒气，是今早吞下的四粒布洛芬混合着隔夜粥的酸腐味。司机从后视镜瞄我：“师傅，您脸色不对劲啊？”我摇摇头，掏出兜里皱巴巴的《大宅门》分场剧本，纸页边缘已被汗水泡软。翻到第七场——白景琦跪在祠堂青砖上，额头磕出血痕，镜头要从他颤抖的脊背缓缓升起，掠过梁上积灰的祖宗牌位，最终停在窗外一株将谢的玉兰上。我用拇指摩挲着那页纸，指腹蹭过铅笔写的备注：“此处光比1：4，阴影要像刀刻。”

手机又震，这次是父亲。我没接，任铃声在密闭车厢里撞来撞去。十分钟后，语音留言自动播放，老人的声音带着收音机杂音：“砚子，你妈昨儿翻出你小学作文本，写《我的爸爸》，说他修电视时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……”我闭上眼，眼前却浮现父亲蹲在客厅修理牡丹牌电视机的画面——他后颈上那颗痣随着拧螺丝的动作微微颤动，螺丝刀柄上缠着褪色的蓝胶布。车载广播正播天气预报：“本市明日气温骤降，伴有雷阵雨……”我睁开眼，发现车窗玻璃蒙着一层薄雾，伸出食指画了道歪斜的线，水汽沿着指尖流下，像一道微型瀑布。

剧组驻地是朝阳北路一栋旧公寓，楼道里飘着隔夜葱油饼的腻香。我爬上四楼，钥匙插进锁孔时手抖得厉害，金属碰撞声惊飞了楼道里打盹的野猫。推开门，屋里弥漫着松节油和咖啡混杂的刺鼻味。美术指导老赵正蹲在地上，用砂纸打磨一块仿古门匾，木屑沾满他花白的鬓角。“林导！”他抬头咧嘴一笑，缺了颗门牙的豁口格外显眼，“您猜怎么着？房东老婆昨儿半夜梦到祖宗托梦，说拆墙不如拆掉她家供着的财神爷——那泥胎底下，居然垫着半块清代砖雕！”我喉咙发紧，想笑，却呛出一串干咳。老赵赶紧递来保温杯，里面泡着胖大海和枸杞，褐色液体晃荡着，映出我扭曲的倒影。

我坐在吱呀作响的折叠椅上，翻开笔记本。第一页画着《大宅门》主场景草图：垂花门、抄手游廊、影壁上的“福”字裂纹……第二页密密麻麻记着演员状态——“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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