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台。

张台有些着急地踱步。

虽然说南京系列的纪录片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，但毕竟《淞沪会战》还没有上映。

现在等于是让总台来承担第一波压力了。

若是拍得好了，也就是锦上添花，...

首日票房的数字在韩三坪办公桌上那张A4纸的右上角静静躺着，墨迹未干，像一道尚未结痂的刀口。苏南盯着它看了三秒，没笑，也没皱眉，只是把茶盏轻轻放下，杯底与紫砂托盘相触，发出一声极轻的“嗒”。那声音不大，却让门口刚探进半颗脑袋的宣传部干事下意识缩了缩脖子。

韩三坪把纸往苏南那边推了推，指腹在“1623万”三个数字上点了两下：“数据是中影发来的，分账系统实时抓取，错不了。排片率28.7%，比《十面埋伏》首日还高0.5个百分点——陆钏找的发行团队，动作真快。”

苏南没接话，只伸手将那页纸翻过来，背面是一张手写的观影人次统计草稿：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四城重点影城首日场次满座率均超92%，其中南京新街口万达IMAX厅连续七场加映，最后一场凌晨一点散场，观众滞留厅内默立三分钟，无人喧哗，保洁员清扫时在座椅缝隙里捡出二十三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巾，全是湿透的。

他指尖停在“默立三分钟”那行字上，指节微微泛白。

“赵董，”苏南终于开口，声音平得像一块浸过水的青石板，“昨天晚上十点零七分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闭馆前，有三百一十四位市民自发在悼念广场点起电子烛光。他们没举横幅，没喊口号，就站在寒风里，手机屏幕统一调成最暗光亮，三百一十四点微光，连成一片没有名字的星河。”

韩三坪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，没应声。

苏南从随身的牛皮纸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——不是打印件，是洗印的银盐相纸，边角略有卷曲，背面用铅笔写着“2004.12.13 22:43 南京·江东门”。照片里，悼念广场中央的“古城墙”雕塑被烛光映得轮廓模糊，三百多个黑影静默伫立，最前排一个穿校服的女生踮着脚，正把一枝白菊插进石缝间尚未融尽的薄雪里。她呼出的白气在镜头里凝成一小团雾，像一句没说出口的遗言。

“陆导这部电影，”苏南把照片轻轻压在票房单上，覆盖住那串鲜红数字，“拍的是‘南京’，可镜头里没一处城墙砖缝里渗出的血锈，没一扇被烧塌的秦淮河畔雕花窗棂，没一具被铁丝捆着拖过石板路的尸骸——他拍的全是‘人’，活生生的、会流泪会颤抖会忏悔的‘人’。日本兵角川临死前那滴泪，比三十万冤魂的哭声还响。”

韩三坪终于抬眼：“他想让日本人看懂悔意。”

“不。”苏南摇头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“他是想让中国人看懂‘宽恕’有多廉价。宽恕需要祭坛，需要血契，需要三十八年跪在雨花台的长明灯；不是给个镜头，让屠夫之子念几句‘我错了’，就能把30万具白骨砌成的断墙，糊上金粉当旅游景点。”

办公室空调嗡嗡作响，窗外玉兰树枯枝在风里敲打玻璃。韩三坪搁下茶杯，杯底与托盘又是一声“嗒”。

“所以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苏南没回答，只从文件夹底层抽出另一份材料——封皮印着“国家档案局·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（内部参阅）·2004修订版”，厚度足有六厘米。他翻开扉页，手指划过一行加粗小字：“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，日军在南京设立‘慰安所’四十七处，登记在册‘慰安妇’一千八百二十六人，实际人数逾三千。其中，十二至十七岁少女占比63.4%。”

他指尖停在这行数据上，指甲盖压出浅浅凹痕。

“昨天下午三点，我去了趟南京女子监狱。”苏南声音低下去，像沉入一口古井，“见了一个老太太。她姓李，今年八十九岁，左耳聋，右眼白内障晚期，但双手还能穿针引线。她绣了一幅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十二个仕女裙裾上，每一道金线都缠着三根褪色的蓝布条——那是当年她被拖进‘将军楼’时，撕下来的童养媳嫁衣袖口。”

韩三坪呼吸顿了半拍。

“她没要钱，没要道歉，就问了我一句话：‘小苏导演，你们拍电影，能不能让现在的姑娘们看看，什么叫‘贞节牌坊’底下埋着的，其实是活人骨头？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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