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小姨就是我小姨，长辈说话，严厉一些也正常，你把她们带到后台来，我问个好，前边不太方便。”

沈奇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这个小姨如果太难缠，而且对他女朋友不好，他大不了挑拨离间就是。

...

刘得华唱完《恭喜发财》，台下掌声雷动，煤老板们纷纷举杯，有人甚至掏出手机录像，发朋友圈配文：“跟华仔干了一杯，今年财运爆棚！”他笑着摆手，额头微汗，不是累的，是那种久违的、被真实需要着的滚烫感——不是镜头前的设计，不是剧本里的台词，是眼前这群粗粝、直白、带着煤灰味儿和钞票香的人，用最原始的方式，把信任拍在他肩上。

他刚坐回座位，江一艳便端着一杯温水过来，递到他手边。她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下头，指尖在杯沿上停了半秒。刘得华低头喝水，水温恰好，不烫不凉，像她这个人，看似冷硬如铁，实则内里熨帖。他抬眼时，正撞上她侧脸掠过的一丝倦意——眼角细纹比去年深了些，耳后一道淡疤，是早年拍戏从吊威亚上摔下来留下的。没人提，但都记得。那年她刚拿金鸡影后，转身就签了坚果影视，说“不想再为资方改三稿剧本”。

“第七轮拍品落槌，七百五十万。”主持人声音洪亮，话音未落，旁边桌一位穿墨绿唐装的煤老板忽然起身，手里捏着张折好的纸条，朝刘得华这边扬了扬，“刘老师，借一步说话？”

刘得华一怔，下意识看向江一艳。她微微颔首，起身退开半步，像一堵无声的墙，隔开了旁人目光。那煤老板姓赵，人称“赵老六”，山西朔州人，名下三座年产千万吨的矿井。他走路带风，袖口蹭着点煤渣似的灰，可伸过来的手却干干净净，指甲修剪得极短，指腹有厚茧——不是摸键盘磨的，是常年握方向盘、拧扳手、砸矿石留下的。

“刘老师，”赵老六嗓音粗哑，像砂纸擦过铁皮，“我儿子，二十二，央美油画系，毕设想拍个短片，讲矿工女儿学画画的事。不图拿奖，就想让矿上那些孩子看看，铅笔头也能画出光来。”

刘得华没接话，只听着。

“钱不多，八十万。”赵老六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本，撕下一张，钢笔悬在半空，“但我有个条件——您得当监制。不用露脸，不用开会，就签个字。我信您这双手拍过《投名状》，也信您这双眼，还能看见山沟里的光。”

空气静了两秒。邻桌有人咳嗽，酒杯轻碰，声如碎冰。

刘得华看着那张空白支票。数字还没填，但墨迹已隐隐渗出纸背，像一块未凿的黑玉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在横店替身摔断肋骨那晚，自己蜷在水泥地上吐血，也是这样一张纸——当时是个剧组会计，塞给他三千块现金，说“别声张，华谊不养废人”。他攥着钱，在路灯下数了七遍，数到最后一遍，把钱全买了创可贴和止痛片，第二天照样吊威亚。

“赵总，”刘得华终于开口，声音低而沉，“您这八十万，打算怎么花？”

“全给美术组。”赵老六答得干脆，“搭景、做旧、买老式铅笔盒——得是八十年代矿务局发的那种，铁皮盒盖一掀，‘安全生产’四个红字还掉漆。”

刘得华笑了。不是客套的笑，是嘴角真正牵动了颧骨，连右眼尾那道浅疤都舒展开来。他接过支票，没填数字，只在签名栏龙飞凤舞写下“刘得华”三字，又从西装内袋摸出一支银色签字笔——那是去年戛纳电影节组委会送的，笔帽上刻着“CANNES 2025”。他拧开笔帽，笔尖在支票背面划了几道，停住。

“赵总，加一条。”他把支票推回去，“监制我当。但导演，必须用您儿子。剧本我改三遍，剪辑我盯三天。成片要是没进FIRST青年影展主竞赛，这钱，我双倍退您。”

赵老六愣住，随即仰头大笑，笑声震得桌上酒瓶嗡嗡作响。他一把抓住刘得华的手腕，力道大得惊人：“好！就冲您这句话——我再加二十万，给孩子们买一百台新画板！”

两人击掌，清脆一声，惊飞了窗外梧桐树上一只麻雀。

这时，服务生端着托盘穿过人群，托盘上三只高脚杯盛着琥珀色液体，杯底压着三枚铜钱——是华夏风尚特意准备的“定心酒”，取“三生有幸，一诺千金”之意。江一艳不知何时已立在刘得华身侧，指尖拈起一枚铜钱，轻轻放在他手心。铜钱微凉，内郭方正，外缘浑圆，上面“乾隆通宝”四字已被摩挲得模糊，只余下温润包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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