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雨他们从莲花寺出来，已是午后。

慧明法师留罗雨用了顿素斋，青菜、豆腐、腌萝卜、糙米饭，简简单单，倒也爽口。

都挺好，只是老和尚有点怯场，在罗雨面前放不开，没有想象中苏东坡和法印式的禅...

江风卷着水汽扑上码头，裹着糖厂新熬出的甜香、榕树垂落的微涩青气，还有人群蒸腾的汗味与烟火气，一层层堆叠在罗雨鼻尖。他没动，只把目光钉在台下那个瑶家姑娘盘大月身上。

她唱的是《刘八姐》里“山藤缠住青石岗”一段，调子是金秀峒老歌谣的底子，可词儿全换了——不唱情郎负心，不唱山鬼索命，偏唱八姐如何带着峒里姐妹劈开荆棘种甘蔗，如何跟汉家糖匠学看火候，如何把自家晒的红糖挑到浔州码头，换来布匹针线，换回一本《千字文》。唱到“糖汁熬得亮晶晶，照见阿妈白发根根清”，她忽然顿住，抬手抹了下眼角，银铃叮当一响，台下顿时静了半息，随即爆开更响的喝彩。

罗雨听见身后吴良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不是赞唱得好，是赞这词儿扎得准。

他侧过头，目光掠过黄韬袖口磨得发亮的云纹镶边，扫过岑低指节粗大却稳稳捏着茶盏的手，最后停在孙显摊开的纸页上——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盘大月的音准、气息、眼神流转，甚至她唱到“白发根根清”时喉间微微的哽咽。孙显察觉视线，抬头一笑，竟不慌，只把纸页往里收了收，仿佛在藏一件稀世珍宝。

“这丫头，嗓子是天生的。”吴良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块石头砸进沸水，“可光有嗓子，撑不起一台戏。”

莫彬立刻接话：“侯爷慧眼。她父亲是金秀峒猎户，去年甘蔗价高，盘家把三亩山地全改了蔗田，今年又送了小儿子进社学。盘大月自己，在糖厂洗过三月糖缸，手上茧子比壮汉还厚。”

吴良没应声，只眯起眼，望向台侧临时搭起的木棚。棚下坐着十几个孩子，有汉家穿直裰的，也有瑶家裹靛蓝头帕的，正捧着粗陶碗喝糖水——那是赵婉领着府衙几个厨娘现熬的，放了薄荷叶，甜而不腻。一个穿补丁短褂的男孩仰头咕咚灌完，抹嘴时冲台上盘大月用力挥拳，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笑。盘大月看见了，朝他眨眨眼，男孩立刻涨红了脸，躲到同伴身后去。

“王弼。”吴良终于叫出这个名字，舌尖压着字，像在掂量一块生铁的分量，“他让瑶民上山种甘蔗，糖厂收粮不分汉瑶；让峒主送子弟读书，食宿全免；如今又搭台子，让瑶家女儿当着全浔州的人亮嗓子……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周健喉结滚动，刚想答“安抚”，莫彬却抢先一步，声音平缓如溪流：“侯爷，他在给浔州拆墙。”

“拆墙？”吴良眉头一拧。

“对。”莫彬指向码头尽头。那里，新铺的青石板路正从府衙方向延伸而来，穿过旧日汉瑶分界的“界碑巷”，一直铺到糖厂后门。石板缝里还嵌着未干的桐油灰，映着日光，像一条银线。“过去浔州的墙，不在城墙上，在人心里。韦家在界碑巷设卡抽厘金，瑶民挑担进城要交三文，汉人只交一文；社学门前摆着‘非汉籍不纳’的木牌，三十年没挪过地方。罗知府没拆砖石，他拆的是这些规矩。”

吴良沉默片刻，忽而问：“那糖厂呢？听说黄岑两家入了股？”

“黄家占三成，岑家两成半，余下四成半归府衙公产。”莫彬答得极快，“但契约写得明白：糖厂账目每月初一贴于码头公告栏，任人查验；分红不取现银，尽数折为糖券，凭券可兑白糖、红糖、糖霜，亦可抵缴田赋。上月，黄家拿糖券兑了五百斤特级霜糖，转手卖给梧州客商，净赚二十七两。岑家则用糖券换了三百斤一级糖，雇人运回柳州，一半散给族中佃户，一半充作私塾束脩。”

吴良指尖在案几上划了一道：“糖券，就是印着糖厂戳记的纸片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纸片能当钱使？”

“浔州城里，米行、布庄、药铺，认它。”莫彬顿了顿，“就连府衙后巷那家卖浆水的老妪，也收糖券——她孙子，在糖厂碾坊当学徒。”

吴良终于笑了，笑声短促，像刀刮竹节：“好个王弼，不发军令，不点兵将，倒先发糖券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台下忽起骚动。一个穿皂隶服色的汉子挤开人群，踉跄奔至评审席前，“扑通”跪倒，额头磕在青石板上砰然作响：“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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