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云昭跟着樊拯,走了一大段距离,才抵达熙河路军队驻扎的营寨。

此番陕西各路大军,虽然合兵了一处,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。

主要大家资历都差不多,而且底下这些军头大部分都有宿怨,谁也不服谁。

所以这陕西联军效率才这么低下,先是你等我,我等你,等各路大军会师。

才又开始开会,但商议来商议去,其实也没商议出什么结果。

不过,既然来都来了,那还是要打一打的,至于怎么打?

那自然也没有章程。

只能是自己打自己的,互不干涉了。

没办法,这是大晟朝廷立国百年来,逐渐形成的惯性。

从前大晟每逢大规模战役,其实也都是各自打自己的。

很少由一个总指挥,在前线统筹指挥各路大军。

各路一直都是听从枢密院的军令,或者说皇帝的指令。

大晟虽然以文治武,但是军权其实一直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。

太祖和太宗两朝,利用文官参预军国大事,主要还是为了分武将之权。

彼时的枢密院官员,说到底还只是天子身边的近臣。

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参谋。

而不是纯粹的外朝官。

枢密院彻底外朝化是在真宗和仁宗两朝。

且最初文官到地方军队当中,主要也是以监军的身份替皇帝监视武将。

随着时间推移,边境战事越发频繁,在国防压力下,皇帝才逐渐开始任用文官出任帅臣,统帅一路军事。

但文官帅臣的权利依旧有限。

且也随着时间推移,逐渐也不被皇帝信任。

皇帝又开始任用宦官为监军,监视军队。

其中神宗就喜欢任用宦官,在前线直接干预指挥。

总之,大晟皇帝和另外一个时空的大宋皇帝一样,权力非但不小,反而因为那一套“强干弱枝”、“守内虚外”的制度,集权程度极高。

皇帝在军事上的决策权自主度极大,只要皇帝不愿意放权。

当初周尊礼变法,就曾提出改革兵事,削弱枢密院,恢复兵部职权,就被光宗以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给驳回了。

即便是到了王朝中叶,皇帝对军队掌控权依旧极大。

光宗和神宗都是牢牢把握住军权的,这对父子,也绝对是亲父子。

父子俩都喜欢梭哈和微操。

“将从中御”这四个字,在两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俩人都特别喜欢坐在千里之外的大梁,对着前线指指点点,经常一道中旨发去,直接干预前线战事,而且是绕过前线指挥,导致前线部署被打乱,造成军机贻误。

正所谓:“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,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,则诸侯之难至矣。是谓乱军引胜。”

可想而知,皇帝这种通过诏书遥控指挥的方式,对军队的伤害有多大。

这直接剥夺了将领的临机专断之权,导致了大晟军队在许多时候因为不符合实际的命令而贻误战机。

大晟对北凉用兵多年,始终取得决定性战果,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
将那些罪责,全都赖在文臣武将上是有失公允的。

光宗对待前线战事,几乎是事必躬亲,直接规定前线将领:“措置事稍大,奏候朝旨!”

于是出现了将领们打了胜仗不敢擅自追击,扩大战果。

吃了败仗,也不敢擅自撤退的情况。

凡事都要先写奏报,等皇帝批示,结果自然是“缓不济急”,经常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

皇帝的指令还常常模糊不清,光宗就总是一面要求将领照计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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