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茶杯,嘴角有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程龙挑了挑眉,没说什么。

景田和朱一龙对视一眼,年轻人对这类微妙气氛最敏感。

晚餐很快准备好了。

长餐桌上摆满了地道的粤菜:白切鸡、清蒸石斑、烧鹅、蚝油菜心、老火靓汤,还有刘艺菲带来的巧克力蛋糕作为甜点。

“在美国能吃上这么一桌,幸福啊。”程龙给大家倒茶,“以茶代酒,庆祝《2012》顺利启动,也祝艺菲《黑天鹅》拍摄成功!”

大家举杯。

开始吃饭后,气氛轻松起来。

都是圈内人,话题自然围绕着行业展开。

“达伦的工作方式,我真适应了好一阵。”刘艺菲说起拍摄趣事,“有一场戏,他让我试了二十种不同的哭法。从默默流泪到嚎啕大哭,从冷笑流泪到边笑边哭......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哭了。”

“方法派导演都这样。”巩丽说,“他们相信情绪有无数种层次,要找到最准确的那一种。虽然折磨人,但对演员成长有帮助。”

程龙点头:“我早期跟香港导演拍戏,导演就说‘程龙,这里你要笑,我就哈哈笑。后来跟一些文艺片导演合作,他们会问‘你为什么要笑?是开心的笑?苦笑?冷笑?一开始我也惜,后来才明白表演的深度。”

“那《2012》里,你有这种深度的戏吗?”刘艺菲问。

“有啊。”程龙说,“杰克逊这个角色,有很多内心戏。特别是以为家人遇难那场,剧本上就三个字‘他哭了',但怎么哭?是崩溃大哭?是麻木流泪?是边找边哭?我琢磨好几天了。”

巩丽接话:“凯特也是。她既是母亲,又是科学家。面对灾难时,她的恐惧是双重的;对家人安全的恐惧,对文明毁灭的恐惧。这两种恐惧如何交织,需要很精细的把握。”

姜宇听着,适时插话:“这就是为什么艾默里奇坚持要有二周剧本围读。他要演员们在开拍前就把这些细节磨合好。”

“说到围读,”程龙看向景田和朱一龙,“你们两个小朋友准备好了吗?到时候导演可能会问很多问题。”

景田放下筷子,认真地说:“我这几天一直在观察父女互动。我爸爸是政府人员,平时很严肃,但我中考那天,他在考场外等了一整天,我出来时看到他眼睛是红的。那种沉默的父爱......我想用到表演里。”

姜宇满意地点头。

这两个年轻人虽然青涩,但态度认真,方法也正确。

叶宁和陆征也分享了他们的观察。

“我昨天和环球的发行主管聊了聊,”叶宁说,“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市场能贡献多少票房。我跟他们算了笔账:2007年中国总票房是33亿人民币,今年预计能到45亿,增速超过35%。如果保持这个增速,到2010年《201

2》上映时,中国市场可能达到80-100亿规模。好莱坞大片在中国通常能占10-15%的市场份额,那就是8-15亿人民币,换算成美元是1.2-2.2亿。”

他顿了顿:“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如果电影口碑爆了,加上3D和IMAX的溢价,中国票房可能冲到2亿美元。这对好莱坞来说,已经不是可以忽视的数字了。”

陆征补充:“而且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二三线城市。万达在这些城市的影院布局,正好能抓住这波增长。所以环球才会这么重视和我们的合作。”

程龙听得津津有味:“这些商业上的事我不太懂,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”

巩丽则更关注创作层面:“姜总,追光作为特效公司参与这个项目,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?”

这个问题问到姜宇的专业领域了。

他放下筷子,组织了一下语言:“追光做特效起家,我们最清楚特效在电影里的作用。好的特效不是炫耀技术,而是为故事服务。《2012》需要大量的灾难场面,如果只有场面没有情感,观众很快就会审美疲劳。”

他继续说:“所以我们和艾默里奇导演达成了一个共识,特效场面必须和人物情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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