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哎，子祥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花心了些~”房间里，他石婶叹息了一句。

得，看来哪对夫妻都一样，睡觉前总喜欢夜话一番。

你瞧瞧之前在饭桌上，骆子祥说什么梦云不愿意，说白了那不就是搁这盯...

叶玲玲没动，连呼吸都压得极轻，指尖在黄包车竹棚边缘缓缓摩挲，指腹下意识蹭过一道细小的划痕——那是前日她亲手刻下的暗记，三横一竖，代表“东风组已就位”。她没戴手套，冻得发红的指尖微微发颤，却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紧张得发烫。

风从苏州河方向吹来，裹着湿气与煤油灯未燃尽的微腥。她坐在黄包车后座，身子半斜，手里捏着一卷《申报》，报纸边角卷起，遮住小半张脸。可那双眼睛始终没离开过慈善会正门斜对面的梧桐树影——那里站着两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，一个叼着烟，一个低头看表，表链在路灯下闪了一瞬，是金的，但表盘玻璃裂了道细缝。叶玲玲认得这人，姓陈，保密局三处外围，上月在十六铺码头盯梢时被她用铜钱打中耳后穴，晕了三分钟，醒来只当自己盹了。

她没出手，只是记住了他耳后那颗痣，米粒大，偏左。

此刻，那颗痣正随着他歪头的动作微微凸起。

叶玲玲合上报纸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喉头干涩，像含了把砂。她没喝水——水会让她多跑一趟茅房，而茅房在街尾，要穿过两处特务的视线死角，风险太大。她只能忍，像忍住心跳，忍住袖口里那枚薄如蝉翼的钨钢刀片抵着小臂内侧的刺痛。

时间是二月十七日下午三点零七分。

黄老该上船了。

她知道，田国立没走远。那辆黑色雪佛兰停在百乐门后巷，引擎盖还微烫，油味混着雪茄余烬，在潮湿空气里浮成一道看不见的线。田国立在车上等信号——不是她的，是骆子祥的。骆子祥进了慈善会主厅，没去见孙夫人，而是绕到后台，和赵光慧说了三句话，又摸出怀表看了眼，转身进了侧门更衣室。五分钟后，他再出来，西装口袋鼓起一块，形状像支钢笔，但比钢笔沉，黑漆表面泛着哑光——那是组织特制的蜂鸣器，震动频率与黄包车车轴转速同步，只要黄老坐进车，车轮碾过第三块青砖，蜂鸣器就会响三声。

叶玲玲数过青砖。从黄公馆后巷口到慈善会西门，共一百二十七块。第三块砖缝里嵌着半粒米，是她昨夜蹲守时撒的。米粒已发潮，泛白，像一滴干涸的泪。

她忽然听见一声极轻的“咔哒”。

不是蜂鸣器。

是皮鞋跟磕在石阶上的声音。

她没抬头，只从报纸缝隙里瞥见一双黑亮的牛津鞋，鞋尖缀着银扣，鞋带系得一丝不苟。鞋主人停在黄包车前两步，没说话，只是抬手，用拇指抹了抹车篷边沿积的灰，动作慢得近乎慵懒。

叶玲玲脊背一僵。

这人不是特务。

特务走路脚跟先着地，为的是消音；这人落脚沉，踝骨绷紧，是练家子，而且习惯用右腿发力——她曾在北平见过同样站姿的人，是军统北平站的格斗教官，后来死在一次火并里，胸口插着三把匕首，全是右手掷出。

她慢慢翻了一页报纸，纸页哗啦轻响。

那人终于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把钝刀刮过青砖：“叶组长，您这报纸……拿反了。”

叶玲玲没动，手指却在报纸下无声蜷紧。

他认识她。

不是面熟，是知道她的代号、职务、甚至此刻的任务。

她缓缓抬眼。

男人约莫三十五六，戴圆框眼镜，镜片后眼神温润，嘴角还带着三分笑，左手拎着一只旧藤编提篮，篮口盖着蓝印花布，隐约透出几根青翠芹菜梗。他像是刚从菜场回来的账房先生，可右袖口露出一截绷带，白得刺眼，绷带边缘沾着点褐红色，不是血，是陈年铁锈混着药膏干结后的颜色。

“廖晓义。”叶玲玲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却没一丝波澜，“你不是该在法租界替黄竞武取药？”

廖晓义笑了，把提篮往车辕上一搁，芹菜梗晃了晃：“药取到了。黄竞武也送走了——走的霞飞路，坐电车，三站后换人力车，车夫姓周，左耳缺半片，是他舅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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