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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谢日月。”
“谢祖宗。”
一碗土豆,七人传食,每人只吃一口,却吃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。到最后,碗底只剩几星碎屑,众人仍端碗不动,目光齐刷刷投向营地西侧——那里立着一座新搭的草堂,堂前一根削尖的硬木桩上,悬着一方素帛,帛上墨书四个大字:“神农遗种”。
风掠过,素帛猎猎作响。
翌日清晨,天未明透,营地已沸反盈天。
不是喧闹,是极静中的涌动。三十名福建水手赤着上身,肩扛长竹杠,杠上绑着三只青陶瓮,瓮中盛满昨夜挑拣出的最优薯种;五十名江西农夫挽着裤腿,腰间别着短柄锄、竹篾筐,筐里垫着厚厚软草,盛着刚从土著村落换来的玉米穗;还有二十名广州匠人,抬着一架拆解后的水车模型——那是吴晔手绘图样、王文卿督造的简易筒车,专为旱季引溪水灌溉所备。
神农炎站在人群最前方,身上不再是道袍,而是一袭粗麻短褐,袖口挽至小臂,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。他手中握着一支竹笔,笔尖蘸的是以朱砂、松脂、鹿血调制的“赤文墨”,正俯身在一张摊开的牛皮地图上疾书。地图边缘,已密密麻麻标注着几十处符号:一个圈代表水源,三道波纹代表溪流,交叉的树枝代表可伐林区,而所有圈与波纹之间,都被他用朱线连成网络,最终汇聚于营地中心——那片被反复踩踏、夯实如铁的坡地。
“此处开渠,引南溪水,分三支,绕营东、北、西三面而行,渠深三尺,宽两尺,底铺鹅卵石,防渗漏。”他头也不抬,声音却穿透晨雾,“吴晔庆,你带十人,即刻勘测坡度,记下每丈落差。”
“得令!”吴晔庆抱拳,转身便走,步履如飞。
“水生,你率二十人,携斧锯,赴东南林缘,择百年以上硬木二十株,截段备用——要直,要匀,节疤少于三处者弃之。”
“是!”水生应声,已转身招呼人手。
“呼延将军,烦请点齐五十健卒,持弩弓巡守外围十里。今日起,凡有土著靠近营区百步之内者,须由通译引至哨所,登记姓名、部族、来意,方可放行。违者——”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众人,“按《大宋军律·海外条》第三款,视同敌谍,缚而问之。”
呼延庆肃然拱手:“末将领命。”
无人质疑。这命令不是出自王文卿,亦非来自皇帝诏书,而是自神农炎口中吐出,竟如金科玉律,字字凿入人心。因众人皆知,此人昨日跪在神农牌位前,燃三柱香,以匕首刺掌取血,混入赤文墨中,写下第一行字:“吾神农炎,承师命,奉天旨,开美洲福田,育华夏千秋粟。”
血墨未干,誓言已成。
正午时分,太阳毒辣如熔金浇顶。坡地上,三百余人赤膊挥汗,沟渠初现雏形。水生挥斧劈开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榕,木屑纷飞如雪。忽听身后传来一阵骚动,扭头望去,只见七八个土著少年蹲在沟渠边,手里捏着湿泥,正笨拙地学着宋人模样,用小木片刮平渠壁。一个约莫十二岁的男孩见水生望来,咧嘴一笑,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口,随即从怀里掏出一枚东西,小心翼翼放在渠沿上——那是一颗尚未成熟的青色玉米棒,只有拇指长短,却已能看出饱满颗粒。
水生怔住。
男孩指着玉米,又指指自己胸口,再指指水生,嘴里发出一串含混音节:“阿——鲁——卡——”
吴晔庆恰好路过,闻言脱口而出:“阿鲁卡?这……是他们部族的名字?”
男孩用力点头,又指指玉米,再指指远处雨林,双手比划着拔苗、埋种、浇水的动作,最后双手合十,朝神农草堂方向深深一拜。
水生没说话,弯腰捡起那枚青玉米,轻轻放回男孩掌心。然后他转身,从腰间解下随身佩戴的骨哨——那是用鲸鱼肋骨打磨而成,哨孔三枚,吹奏时能发出清越三音。他将哨子塞进男孩手里,又抓起一把湿润红土,在掌心快速搓揉,捏成一只小小土豆模样,递过去。
男孩瞪圆眼睛,看看哨子,又看看泥土豆,忽然爆发出一阵咯咯笑声,把哨子往自己脖子上一套,泥土豆则郑重其事地揣进兽皮小袋,拍了拍,再朝水生重重一点头。
这一幕被王文卿看在眼里。他站在高处,手中捧着一本薄册——《海外教化录》,扉页题着吴晔亲笔:“教化非以言训,乃以行启;启非强加,而在相契。”此刻他提笔,在最新一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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