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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，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。

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，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，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，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，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，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，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，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，将自己立为储君。

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，无论对于景帝刘启，还是长安中央而言，都是暂时不能得罪，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。这种情况下，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，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。

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，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，难堪大用。

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，李广终生未得封，其实是必然；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，除了司马迁，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，多么令人难以理解。

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，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。

第二点桃李不言，下自成溪。

众所周知，司马迁本人对项羽、李广、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，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，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。

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司马迁是史官、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。

作为一名汉室官员，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，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，但从史记当中，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。

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，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也。“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号令不烦，师徒乡之。”

这个评价，在不知情的人看来，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，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，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，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。

对司马迁借此评价，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，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。

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

“陵事亲孝，与士信，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其素所畜积也，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一不成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，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輮戎马之地，抑数万之师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士张空弮，冒白刃，北首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。”

一句事亲孝，与士信，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。和其素所畜积也，有国士之风，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，颇具讽刺意味，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，洗白李陵污点，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。

第三点身处时代。

众所周知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，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，对于李广、李陵等人物，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，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，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，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。

至于通过皇室档案、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，也可以排除。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。

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。

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，秦国武将；

六世祖司马靳，秦国武将；

高祖司马昌，秦始皇时期铁官；

曾祖司马毋怿，汉高祖时期市长市集吏长；

祖父司马喜，无官职，五大夫爵位。

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太史令这一职务，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，司马家族才和史家一词沾上了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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